方竹兰:从赶超型创新到原始型创新,体制变革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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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赶超型创新到原始型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体制变革。(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从赶超型创新到原始型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体制变革。(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逆创新特征

    从全球创新的结构关系和动态过程来看,原始型创新的基本流程是:直觉突破式创新——解释规划式创新——逻辑推理式创新——推广扩散式创新,该流程如图1-1所示。

    图1-1 原始型创新的基本流程

    直觉突破式创新是原始型创新的第一阶段——创新型人力资本所有者充分认识自己的天赋特长,形成兴趣爱好,保持持续探索激情,形成非凡想象预见,“无中生有”顿悟出超常的创意灵感。

    原始型创新的第二阶段是解释规划式创新——把直觉创意在讨论对话中、辩论质疑中、唇枪舌剑中、沟通对话中、妥协包容中解释、修正、完善、设计成具体项目或产品。

    原始型创新的第三步是逻辑推理式创新——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实验甚至无数次的失败寻找到科学的生产原料、工艺、设备、方法,通过具体的操作生产出原始型创新的产品与服务。

    推广扩散式创新是原始型创新的第四个阶段——每一次原始型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扩散,不仅是人们消费模式的改变、消费质量的提升,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继而改变思维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并逐步演化出现代化人格特质,经济价值提升的同时是人类文明的进步。

    中国的创新是依据中国原始型创新能力的提升程度,以及中国原始型创新环境的建设程度逐步推进的逆创新过程,目前正处在从赶超型创新向原始型创新的过渡中,还没有达到世界原始型创新的前端。这一判断与中国的发展实践基本相符。

    第一阶段:中国的逆创新首先从推广扩散式创新阶段开始。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左右,中国引进在发达国家已经相对成熟的技术成果以及相对完备的成套设备,以市场换技术,生产符合本国市场需要的产品,也关注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还成了国外品牌的组装者和消费者。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消费模式、销售模式的创新显然处在全球原始型创新的末端,但确实是中国创新的开始。

    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末,中国的逆创新从推广扩散式创新进入逻辑推理式创新阶段,在引用国外核心技术的同时对产品功能、结构、外观进行实用新型创新,逐步开始有了自己的品牌,如联想计算机、海尔电冰箱、格力空调等。政府也自上而下在国家战略层面实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工程。比如中央政府各部门在基础研究领域设立的项目不在少数:有科技部的97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中科院的知识创新工程,教育部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及2011工程等。

    第三阶段:从2000年左右至2015年左右,中国的逆创新从逻辑推理式创新进入解释规划式创新阶段。开始出现了海归创业者、年轻创业者、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行业协会等越来越多的创新主体,如华为、大疆、华大基因等。国家层面进一步提出了自主创新战略,努力在某些关键技术上自主突破,加大投入。但是,没有直觉突破式创新支持的解释规划式创新仍然是在解释国外的原始创新成果。没有自我原始创新能力的对别人的一种解释,解释的程度是有限的。

    第四阶段:2015年至今,中国的逆创新开始进入直觉突破式创新阶段,从市场主体的集成创新和国家层面的项目创新,进入产学研金企市结合的核心科学技术创新与企业自主创新,力求将过去在国外产生的原始颠覆型创新的源头——直觉突破式创新阶段转移到国内进行,培育自己的原始型创新的源头。

        从赶超到原创的体制改革重点

    中国的逆创新的前三个阶段可称之为“赶超型创新”,而现在刚刚起步的可称之为原始型创新。从赶超型创新到原始型创新,成功的关键在于体制变革,它包括五个方面:

    从专注于紧跟国外前沿到专注于培育国内原创主体

    原始型创新阶段,中国已经具备了“无中生有”创新的潜能,年青一代中有人可以充分认识自己的天赋特长、个性本能,形成兴趣爱好,在追求兴趣爱好中生成超常的创意灵感,“无中生有”地生产出未来产品或服务。培养原始型创新者,激励原始型创新者,是原始型创新的源泉和根基。教育体制和人事制度应该是最迫切的改革。

    从引进模仿为主到严格保护知识产权。

    原始型创新注重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创新,依靠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获取市场利益,意味着要重视知识产权法、税法、科技成果转化法、国有资产法、公司法、企业法、劳动法、民法、刑法等,深化立法、执法、司法系统改革,明确对创新型劳动的价值确定与保护。

        从伞型组织结构向网络组织结构转型

    赶超型创新中,创新者的行为跟着行政政策走,新兴市场和社会团体与行政组织的关系就像伞干与伞枝之间的关系:原始型创新中,具有超常型默示知识的原创型人才互相欣赏和互相吸引,而常规型组织很难及时识别和吸纳超常型默示知识。超常型默示知识是具有经济和社会开创性价值的特殊天赋、灵感、兴趣、爱好和激情。原创型人才合作通过各种私缘关系起步,原始型创新的启动与展开与社会组织从伞状结构向网状结构递进,相辅相成。

        从政府管理从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为主到提供创新创业制度环境为主

    原始型创新中,学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市场的企业家、投资家等社会和市场主体是原创主体,以自我探索、自我开发启动,政府不可能事先对无中生有的原始型创新进行系统规划,政府只能是原始型创新制度环境的提供者和服务者:侧重于给予原创者自我探索、自我开发的包容和激励,给原始型创新主体提供异见歧义、创意对话、思想交锋的开放环境,给予原始型创新者基础研究、企业孵化等财政支持,培育市场与社会主体的自治,优化资源要素的流动聚集,尤其是通过行政体制改革和组织结构转型,鼓励市场和社会主体构建基础研究链、应用研究链、成果转化链、产业链、资金链、区域链、全球链等良好的协同创新生态体系,成为市场与社会自治、宏观共治的引导者、知识产权保护者和依法公平竞争的监督者、社会安全保障网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

        从获取经济利益的急功近利效益观到每一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可持续效益观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升中国创新的文化格局。赶超型创新往往是以国外已有的前沿科技为目标,模仿引进应用为主,更多考虑的是经济效益。原始型创新是致力于从基础研究到企业孵化到产业成长的全价值链创造,旨在打造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品牌。

    同时是对现成的、为大多数人习以为常的理论准则和实践惯例的突破,是对未知世界的超前性探索,不仅大幅度地增进社会财富和促进社会进步,甚至促进诞生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和全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全新的管理方式和全新的思维方式,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将经济的发展与人的发展自然而然地结合起来 。

    中国要从赶超型创新上升到原始型创新,必须根据原始型创新的内在规律,对教育体制、人事管理体制、社会治理体制、政府管理体制、金融体制、文化体制等进行系统改革,这样才能真正从逻辑推理式创新逆向推进到直觉突破式创新阶段。这是中国必须的逆创新跃升,是中国必经的历史挑战与历史机遇。(作者:方竹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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