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日报网讯）中国最受争议的文化名人余秋雨教授身陷“故居门”、“大师门”已经有一阵子了，本不想参与其中的争论。在我看来，余秋雨之是否堪称大师，远不是某机构或争议各方甚至余秋雨本人能够说了算的。不过，9月23日《南方日报》报道了余秋雨对“余秋雨有没有资格称大师”成为文化圈内一大焦点话题的回应。读罢余秋雨一番自我表白，却大有不说不快的冲动。

　　因为余秋雨是否堪称大师尚无定论，所以称呼起来不免有所不便；但余秋雨是文化名人，知名学者，著名教授，这恐怕没有大的争议。如果退一步，我们把余秋雨视为文化圈和娱乐圈中名利双收的“双栖明星”，也很会有一部分人赞同。因为在很多人的视野里，余秋雨不但出身文化圈，《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等著作等身，而且还屡屡籍现代传媒出镜露脸，即使传闻不断争议迭出也在所不辞，有时候人气之盛绝不逊于娱乐圈的当红明星。基于此，为了回避可能的争议又不失对文化名人的敬意，我们姑且以“先生”呼之。

　　先从余先生故居申请文保单位说起。在舆论为余先生故居申请文保单位闹得最不可开交的时候，余先生未置可否。直到“大师门”打开，谈及此事，余先生才称此事和他本人并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当地一个镇文化站正在争取让这幢老宅成为文物保护单位，而且结果如何还不得知。至于老宅本身的历史文化价值，他表示，不妨请文物鉴定专家去考证。余先生的意思，一是故居申请文保单位是当地政府的事，与己无关；二是能否申请成功是文物鉴定专家的事，我们无需争论。我们不是文物鉴定专家，但我们都清楚这样的逻辑：既然余先生是否堪称大师尚存很大争议，其故居当然还不堪当文保单位；即便申请成功，也只是证明了故居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而不是证明了文化名人余先生的价值。且不说余先生尚未盖棺定论，即便百年之后其故居能否成为文保单位，也还要看其故居能否经得起历史的大浪淘沙。所以余先生大可不必如此暧昧，更不必如此心急。

　　再谈“大师门”。“大师门”打开之初，余先生就表态说，他曾作过几次努力，“希望删去‘大师’这两个字，但没有成功。这是教委的一种架构性设计，要改动有一定的难度。后来我想,比‘大’字等级更高的是‘老’字,一个人先成‘大人’才能成为‘老人’，那么，既然我已经做了大半辈子的‘老师’，那就后退一步叫叫‘大师’也可以吧。”如同故居申请文保单位一样，这又是“教委的一种架构性设计，要改动有一定的难度”。但余先生这般“老师”“大师”逻辑，“欲迎还拒、半推半就”的表态，却怎么也遮掩不住他的“大师”虚荣。天下“老师”无数，“大师”却永远屈指可数。知名学者余先生即使读书破万卷，也不至于如此书生气十足吧？何以竟以为“老师”比“大师”更高级，由“老师”到“大师”是“后退一步”？请求删去“大师”二字未果，是因为“‘大师工作室’有一个统一的规划体系,不是针对我个人而特设的工程,也不会因为我而改变这个规程。”，真不知道，假如把“余秋雨大师工作室”中的“大师”换成另一个难听的字眼，余先生能否“改变这个规程”呢？

　　在这个溢美之辞泛滥成灾的年代，可能余先生领受过难以计数的头衔，因而感觉早已不似无名鼠辈那般灵敏了。所以余先生又说，“现在被称‘大师’，我也不怕人家如何议论或者嘲笑。如今连街头算命的、做气功的都称为‘大师’，没必要对一个称呼如此紧张。”连街头算命的、做气功的都称为“大师”，这话固然不错，但余先生却不必因“街头算命的”都称“大师”而愤愤不平。“街头算命的”称“大师”那是一个“滥”，我们能称文化名人、知名学者、著名教授余先生“滥”吗？“做气功的”称“大师”是为了招摇撞骗，文化名人、知名学者、著名教授余先生称“大师”是为了什么呢？我辈实可不感妄言。再者，余先生怎么可以与他们等量齐观呢？文化名人、知名学者、著名教授余先生毕竟不是“街头算命的”！

　　要论“大师”，不知道自余先生以后会怎样，反正在此之前，还没有一个大师自称“大师”，也没有一个大师安然领受“大师”称谓，更没有一个大师是在不可开交的争议中成为“大师”的。远的不说，钱钟书算不算大师？但他自谓“人谓我狂，不识我之实狷。”他说 “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季羡林算不算大师？但他在《病榻杂记》中提出“三辞”，表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冯其庸算不算当大师？但他说“现在有人把国学大师搞得太滥了，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都声明自己不是国学大师，我更不是大师。”

　　虽然大师是没有定义的，但窃以为，大师应是历史积淀、大浪淘沙的产物。大师的基本品格，应该是学界既能指引学识方向，又能标识涵养高度的一杆公认的标尺。而急于把“大师”帽子扣在自己头上，则无异于健在的人自建“活人墓”。不错，现在的确有人把大师搞滥了，但冯其庸仍然知道自比季羡林。如果我们因“街头算命的”都称“大师”，就觉得自己早该是大师了，那岂不是自认了“街头算命的”祖师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