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总体研究而言，对外传播学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们的普遍重视，相关的著作也少而又少。因此，段连城和沈苏儒的书，就弥足珍贵。本文介绍的是他们两人的著作，从中看到的是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初步成果，进而可以沿着他们的足迹，找到新的研究方向，从而促进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对外传播、外宣、理论研究

一、段连城为对外传播学奠基

曾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的著名编辑家、翻译家段连城同志离开我们已7年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因为他虽过早地走了，却把一部传世之作——《对外传播学初探》留给了后人。他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建立的理论丰碑，连同他对这一事业的其他贡献，还有他的高尚人品，都常让我们把他怀念。不久前，他的《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段连城和由他奠基的对外传播学，在对外传播界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段连城（1926~1998），云南昆明人，1948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49年回国参加工作，多年从事对外书刊的编辑、采写和翻译，并参与我国一些重要外事活动。1980年起，先后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局长。1985年离休后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交流专业兼职教授、南京大学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曾到全国30多个城市讲授对外传播学课程，并到美国10多所大学作报告，介绍中国情况和中国文化。他的《对外传播学初探》被公认为我国在对外传播的第一本学术性专著。他还曾担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理事等职。是我国最早一批（仅一千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工者之一。当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时候必先提到段连城，甚至凡谈对外传播学必谈段连城，我以为是很自然的。

段连城主要在三个方面，为我国的外宣事业方下了汗马功劳。（注1）首先是在外宣实务。在几十年中，他在对外宣传工作中身体力行，既是翻译家，又是编辑家和著名记者，翻译和写作一直与他的生活相伴，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对外介绍中国的优秀作品，许多都可称为对外宣传的范本。其次是对外传播的理论建设。是他最早开始了系统的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和探讨，可以说，正是他的著作使我国的对外传播也有了“学”——对外传播学。第三是在教书育人。即使以他离休之后，也还以饱满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向后来者传授对外介绍中国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为外宣队伍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上这三个方面互为联系，都有大量事实为据，莫不为后人所称道。但是我以为，此三者中，意义最大、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他在对外传播理论建设方面的贡献，因为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的理论成果惠及我国整个对外传播事业，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益见其正确性、对现实工作的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

读《对外传播学初探》，可以发现书中处处闪耀着理论创新的光辉。本书第一版为汉英合编本，成书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中国建设出版社出版。那时候，整体说来，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已经摆脱了“左”的桎梏，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和成绩。作为对外宣传的一位“老兵”，段连城同志由衷地欢呼，说这是“我国对外宣传的新阶段”。但是，建国后对外宣传的许多经验教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更没有使之提升到理论高度。正是他，凭着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从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出发，加上自己多年的丰富实践、理论思考和深入研究，推出了《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建设奠下了第一块基石”（注2）。正是因为有了这本书，我们才开始理直气壮地说，我国的对外传播也有了“学”。

是段连城同志，在书中第一次使用了“对外传播”这一概念，以别于“宣传”一词之贬意（指虚夸、粉饰等）的用法。他说：“对一般外国人，不宜使用‘对外宣传’。但这决不止是一个用词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出发点的问题。为了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对外传播工作者应该摒弃‘宣传心态’。”（注3）在整本书中，他多处使用“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 的提法，甚至把《How to Help Foreigners Know China》作为《对外传播学初探》汉英合编本的英文书名，足见在他看来这一提法是多么重要。当我们今天时常把这一提法挂在嘴边的时候，当我们回顾这些年来我国对外宣传工作如何不断改进并取得重大成效的时候，不能不想起这其中有他当年的着力倡导和开创性工作。

又是段连城同志，在书中首先提出了对外传播学的准确含义。他在书中所述对外传播的任务（“逐步树立一个不狂傲，不孤僻，理想远大而又脚踏实地，历史光荣而又前程无量，可亲可敬的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对外传播的主体（“从事口头或文字对外宣传的中国人”），对外传播的对象（“国外和海外公众”），对外传播的原则（ “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明白易懂或者说思想性、艺术性、针对性”），对外传播的技巧（内外有别，清晰易懂，生动活泼），书刊在对上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书刊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不容低估”，“是个仍然可以大有可为的行业”），在对外传播中怎样做好翻译工作（提倡“尊重翻译”，“在对外传播事业中，翻译半边天”，又主张“一般对外解释性翻译”，“译者可以而且应该对原文加工”），关于地方对外宣传（“地方对外宣传的历史性兴起”及其意义、作用和方法），关于对外传播对象的研究（了解对象国的社会环境和人的态度、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等，构成了由他所首创的对外传播学的主要内容、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他的理论不仅对从事对外传播的领导筹划或具体工作的同志，还是对追随他的足迹从事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同志，都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在若干年之后，这本书也将是我国对外传播界一本必读的教科书。因为，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会有无穷的生命力。

正确的理论是用科学的方法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就来自于对新中国几十年对外宣传工作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几十年对外宣传实务的理论结晶。对他所做的对外宣传实际工作和领导工作，一向有口皆碑，他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在外国人中有着长时间的影响和好评。可以说，他的文章和讲话，正是他的理论的最好注脚。而且读者都会发现，即使在总结经验、阐释理论的时候，他的语言和文字也是那样地生动活泼、形象具体，没有丝毫的八股，或者官话套话。更可贵的是，他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启发和帮助，进而走进对外传播工作的大门，或者进一步改进自己的工作。

赵启正同志在为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包括《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在内的“对外传播丛书”所作的“总序”中说：“我希望有几本浅显生动的基本读本，能讲明白对外宣传的重要性，讲明白与外国人对话的方式，讲明白外宣要注重效果。” （注4）在段连城逝世七年后，由他的老朋友、老同事现沈苏儒帮助补充增订的新版《对外传播学初探》，正是这样的“基本读本”。

比较第一版和增订版两个版本，可以发现，增订版虽然取消了英文部分，但实际内容却多了将近一倍的篇幅。新增内容全都是后来段连城同志关于对外传播的论著。新增的这些内容，使作者的理论更为丰满，体系更加完整，也更加提高了《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对进一步改进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二、对外报道的“基本教材”

2004年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沈苏儒著《对外传播教程》，是1990年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对外报道业务基础》的增订版。当年，朱穆之同志看到这本书的写作提纲后说：“对外宣传很需要这样的基本教材，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培养和提高对外宣传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会有很大的作用。”时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的朱穆之还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中说：“我以非常喜悦的心情向大家推荐我的老朋友、老同事沈苏儒写的这本《对外报道业务基础》。”“作为一位中英文兼通、训练有素的新闻工作者，他从事新中国对外宝剑工作已四十年——采写、编辑、最后还有讲课。在职本书里，他为这条战线上较为年轻的工作者概括了他的经验和观点。”“沈苏儒在这本书中的论述是合乎历史发展的、有真知灼见的，又是清晰易懂的。” （注5）而现任外宣办主任的赵启正同志在看了这本书的增订版后则给作者写信说：“我发现这是我需要读的书。”

沈苏儒，浙江嘉兴人，生于1919年，1945年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即开始从事新闻及外文编译工作，是受国务院表彰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和受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表彰的资深翻译家。历任英文《上海新闻》报社及多语种对外刊物《人民中国》编辑、《今日中国》（原《中国建设》）副总编辑。又曾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现任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顾问。

沈苏儒可与段连城并称为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双擘。他和段连城一样，也对我国的对外宣传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而在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方面的建树影响尤为深远，特别是他增订后的《对外报道教程》一书。

这是一本指导对外报道业务的书。这里首先有一个概念问题：何谓“对外报道”？沈老说，我们用“对外传播”而不用习惯的称谓“对外宣传”，在学术层面上是因为“传播”可以涵盖“宣传”。而对外报道则是“所有涉外工作者都必须掌握和运用的一种基本功”。（注6）从事对外传播、对外宣传的专业工作者自不必说，其他行业譬如旅游业者要编写游览指南，外经贸业者要准备业务资讯，文化教育体育部门在国际交往中也要有介绍情况的材料，如此等等，这些工作都可以归属于对外报道的范畴。沈老又进一步解释说，对外报道是向国外提供信息并进行国际交流和配合国际斗争的重要手段。它的总目的是在国际上塑造本国的形象、维护其利益、宣扬其立场、散播其观念、介绍其真实情况，以争取外部世界尽可能多的人对本国的了解和友谊。可以说，对外报道是对外传播业务的主要部分。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对外报道有其特别的重要性。

赵启正同志在为五洲传播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对外传播丛书”所作的总序中说，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需要建立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都希望国际舆论对本国有利。一个国家的舆论环境好，在国际上被信任感高，就容易得到支持，在进行政治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乃至军事交流时就“成本”较低，而效果较好，这是公认的基本道理。而对中国来说，由于改革开放较晚，外国人对中国所知较少；由于西方交战思维的延续，对中国有许多误会乃至攻击；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脚步不断加大，当今，不仅中国需要外国，外国也需要中国，不仅需要中国的市场，也需要发展中的中国的各方面信息。所以，中国更需要建立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而建设有利于中国的舆论环境中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外国说明中国，向外国传播中国。（注7）

向外说明中国、传播中国，也就是对外报道中国，其对象是外国人以及生活在外国的华人、华侨和华裔。由于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主面的差异，对外报道在原则上，尤其是在技术上，同对内报道有所不同。《对外报道教程》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些基本的原则和基本的方法、基本的技术。对外报道的特性、对外报道的选材与结构、对外报道的文辞与表述、对外报道的组稿与采访、对外报道的翻译工作与编译的关系、对外报道的图片工作等，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可以说，这是对外报道的“一本通”。

这样一部基本教材出自沈苏儒同志之手，绝非偶然。他学贯中西，精通中英两种文字和写作，毕生从事对外宣传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著译颇丰。在自己的后半生，看到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大提高，看到我国对外传播事业也揭开的新的一页，他在欣喜之余又想到，我国对外传播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还没有得到认真总结，还没有提升到理性认识，没有使之升华为理论，于是开始了对外宣传的理论研究。《对外报道业务基础》就是他致力于对外传播理论建设的第一项重大成果。

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各对外宣传单位都加强了对业务人员的培养，中国外文局的干训班就是一个面向本单位和各地方外宣单位的培训基地。沈老不但在这里讲，还到全国各地传道授业，深受欢迎。《对外报道业务基础》就是在他的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补充而成的。这本书出版后，确如朱穆之同志所希望的，对培养和提高对外宣传工作者的业务水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朱穆之同志论对外宣传的专著发表后，他曾以《良师、益友、园丁》为题发表评述，其实把这六个字送给沈老，也是再恰当不过的。

国际著名新闻工作者爱泼斯坦同志在向读者推荐这本书时说：“这本书的价值并未受到时间的影响，这是因为这位老新闻工作者的见地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他自己的长期实践，所以将会有助于使较年轻的对外报道工作者知道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注8）

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呢？

为了搞好对外报道工作，为了使读者明白和理解所报道的内容，自己就必须了解读者所在国的情况，也必须了解中国的情况，并且要使自己的认识跟上外国和中国的不断变化，这都需要学习和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又因为中国与外国读者之间存在由于历史、文化、语言不同而形成的“沟”，有时还有老的或新的人为造成的“沟”，必须在这些“沟”上架设桥梁。对外传播工作者最好的角色就是充当这样的桥梁。

应该做什么呢？

对外报道工作者不但要以增进国际了解为己任，还要善于增进国际了解。沈老说：“要使国际上同情和支持我们、要使各种对中国的歪曲和污蔑在国际上没有市场、要使各国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不断发展、要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了解。”这是多么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为此，沈老号召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优秀的对外报道工作者”，具体说来，要从五个方面努力：加深对工作和生活的热爱、锻炼新闻敏感、苦练基本功、扩大知识面、学习一种外语。

应该怎样做呢？

沈老在书给我们提出的答案，是“研究和掌握对外报道的客观规律”。要使我们的对外报道贴近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从内容到形式都为国外受众所喜闻乐见，并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取得效果，必须研究和掌握对外报道的特点、原则和规律。沈老的《对外报道教程》，就是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以大量实例来说明和帮助大家认识和掌握对外报道的特点、原则和规律。学好这本书，应该是搞好对外报道的一条捷径。在这条战线上已经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如爱老者，还说在这本书里也能找到许多有益的提示和激励，更何况我们，特别是那些准备从事对外报道或走上这一岗位不久的年轻人呢？

所以应该说，《对外报道教程》是所有准备或已经从事对外报道的人的必读书。这些人不仅是专职的对外传播工作者，还有大批接待外宾、同外宾正式会谈或非正式会谈的官员、专家和其他工作人员，有招待络绎于途的外国旅游者的翻译、陪同，有日益众多的我国出国留学生或其他人员，等等。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队伍。

三、对外传播学的另一开创之作

如果说沈苏儒同志的《对外报道教程》用主要篇幅讲述具体外宣业务、比较偏重于实用的话，他的《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则侧重于理论研究，旨在帮助广大外宣干部从理论高度认识对外传播业务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系统地论述了对外传播的对象、特殊性、基本原则和怎样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这些都是对外传播学需要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沈老的这本理论专著称得上我国对外传播学的开创之作。

2004年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是15年前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对外传播学概要》的增订版。当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杨正泉同志对这本书作了十分精当的评价：“《对外传播学概要》最突出的特点是一部理论性专著，它就我们在对外传播（我国习惯于称作‘对外宣传’）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从整体和理论的高度作了比较系统的科学的概括和论述，既有对外传播学的普遍性，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和学术性。”（注9）它的增订版因为更突出了理论色彩，也便更提高了对对外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作者在其“前言”中这样说明出版增订版的目的：“现在，我国的外宣事业在经过了一段较快发展之后，面临着提高的问题。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光是‘知其然’，还不能完全适应需要，还必须‘知其所以然’。”（注10）他的尝试和努力，对我国对外传播学的开创和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每当谈到对外传播学的时候，沈老总是高度评价段连城同志所著《对外传播学初探》，说这是我国第一部对外传播学专著。但是实际上，是他们两人同时开始了对外传播理论的研究，共同开创了我国的对外传播学。就在《对外传播学初探》出版后仅一年，沈老的《对外报道业务基础》（增订版更名为《对外报道教程》）就问世了。又隔10年，沈老推出了《对外传播学概要》，今年出版了它的增订版，又进一步奠定了他与段连城同志一起作为我国对外传播学开创者的地位。

段连城同志首先使用了“对外传播”这一概念，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对外传播学专著，而沈老的《对外传播学概要》及其增订版《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则最早界定了对外传播学的基本内容和科学含义，最早明确了对外传播学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最早提出了“为建设21世纪我国的对外传播学而努力”的方向。

沈老是这样论证的：先有了传播，而后才有了传播学；传播学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的学科，而对外传播学又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的新兴的分支；传播研究在西方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到40年代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而在我国，传播学的引进和研究则迟至80年代初才开始。1988年出版的段连城著《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使我国的对外传播有了“学”。对外传播学是专门研究以外国人为传播对象的传播学的分支。创建对外传播学，既有历史的原因，有现实的需要，也有一定的基础。

沈老认为，从学术层面上讲，“传播”可以涵盖“宣传”，或者说“宣传”也是一种“传播”；我国所习称的“对外宣传”，从整体上说，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播而不是被称为“宣传”的那种特殊的传播。所以，他和段连城一样，主张使用“对外传播”这一概念。但这又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问题，而是如何了解对外传播的对象、把握对外传播的特性和原则、改进对外传播的做法、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的问题。

《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

对国内的传播、对国外的传播，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性。我国对外传播的目的，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立足点在国内，而效果在国外，在国外的广大受众之中。沈老的观点是，对外传播是跨国的、跨文化的、跨语言的传播，这一本质使对外传播具有与对内传播迥异的特殊性。因此，内外有别就成了对外传播始终如一的原则。这就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  

对外传播必须符合国外的实际才能有效。这就需要进行学习和调查研究，了解国外的实际，了解对外传播的特定对象。简单地说，对外传播的对象是外国人，其中也包括海外华人。这是一个众多、复杂、多变而又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群体，不但要内外有别，还要外外有别。从事对外传播的人，不但要内知国情，还要外知世界。这不但是对外传播的特殊性，也是对外传播的困难之所在。沈老的书告诉我们，要做好让这些对象了解中国的工作，就要遵循“内外有别”、“了解第一”和“让事实说话”的对外传播的基本原则。

对外宣传在对象、目的、内容、方法和语言文字上都与对内宣传相区别。沈老反复强调内外有别，是因为这是对外宣传和对内宣传的区别和界限问题，是外宣工作中带根本性的问题。注意外宣与内宣的区别，逐步克服对外宣传中所存在的主观主义与盲目性，才能更好做到有的放矢，取得效果。

包括对外传播在内的一切国际交流的基础和首要任务就是增进外国对中国的了解。让外国人正确了解中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沈老指出，在这方面存的问题，是在我们的许多对外报道中，往往有许多事情必须提供背景或多做解释才能使外国人了解，而我们没有那样做；另外，有许多事情没有必要使外国人了解，外国人也没有兴趣去了解，而我们却强聒不舍或津津乐道。因此他希望大家记住和实行这样的原则：凡是需要外国受众知道的，一定要讲清楚，讲到他们能够懂得；凡是没有必要向外国受众报道或非常不容易使他们明白的，就干脆不要讲。

通过提供事实（“客观报道”）来达到传播的目的，就叫“让事实说话”。沈老说，这是对外传播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一种方法、一种技巧、一种艺术，是我国新闻事业优良传统的组成部分。这一原则在对外传播中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外国人只接受客观报道，他们认为传媒提供的只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传媒本身的立场和观点。空洞的政治口号、抽象的政治概念决不可能让外国受众所接受。换言之，在对外传播上，最重要的是摆事实，至于如何判断，则由读者、听众自己从事实里得出来。沈老强调，只有掌握了让事实说话这一最实际、难度最大的原则，才算领悟了对外传播的精义，才能达到对外传播艺术的最高境界，

当然，也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在沈老的这本书中，“对外传播的效果”是单列的一章。其中说，取得效果是我们对外传播的目的，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如何取得效果则是我们研究对外传播的核心。应该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对外传播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树立和维护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营造有利于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对外传播做到了这几点，就是取得了应有的效果。能否取得效果的关键，是如何使我们的传播内容和形式尽可能地同外国受众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认知结构协调一致。力求同受众保持“和谐”，努力做到与受众有感情上的交流，在传播内容上重视写人、写生活，尽可能具体而不抽象，则是取得应有效果的有效途径。

对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沈老是有着重大贡献的。他已是85岁的老人，但是在他的书中却可以处处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主义者与时俱进的青春活力和求真务实的理论勇气。他虽然离休多年，但无时不心系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和理论研究。他在给赵启正同志的信中就满怀深情地说，他近几年来一直认为，要开创对外传播、对外宣传的新局面，必须十分重视和大力开展理论研究，同时要加强干部培训，建立一支素质好、水平高的专业队伍。在指导思想上，要改变过去把“外宣”单纯看作政治任务的观念，把对外传播、对外宣传作为一门学问、一种学术进行科学研究，列入哲学社会科学序列，建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以形成合力，并在整体上提高工作水平，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也为因应国际局势的各种可能发展（包括战争）在宣传战略和人才方面有所准备。他的这段话，字里行间渗透着老一代对外传播工作者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政治意识。

他还在书中写下这样的话：“我们所要做的、能做的，是把接力棒交付给正准备龙腾虎路的后来人。”“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21世纪的对外传播的科学研究一定会在我国新一代传播学者和对外传播工作者的努力下发展起来。”

老一代在呼唤我们，时代在呼唤我们。除了沿着老一代的足迹奋力前行，还能有什么其它选择呢？

中央外宣办的领导对外宣理论的研究一向极为重视。在他们的倡导和支持下，外宣办所属五洲传播出版社正在实施编辑出版“对外传播丛书”的计划，上面提到的三本书，还有专供新闻发言人使用的《如何面对记者》，都包括在这套丛书中，并且都是在外宣办领导的倡导和支持之下才得以出版发行的。现在，外宣办领导又要求五洲传播出版社策划这套丛书的新一批选题，以继续汇集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成果，总结对外传播的实践经验，最终使之成为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一个宝库。

（2005年4月为“传媒产业化发展与传媒理论创新高峰论坛”而作）

（注1）“对外传播丛书”《对外传播学初探》320页，沈苏儒“增订版后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3月。

（注2）《对外传播学初探》，320页，沈苏儒“增订版后记”。

（注3）本文引用的段连城语，均见《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不一一注释。

（注4）赵启正，“对外传播丛书”总序，见丛书各分册。

（注5）沈苏儒《对外报道业务基础》“前言”、“后记”，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年。

（注6）本节所引沈苏儒有关对外传播理论方面的观点，均见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对外报道教程》，不一一注释。

（注7）赵启正为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对外传播丛书”“总序”。

（注8）《对外报道教程》“序”，爱泼斯坦。

（注9）1999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对外传播学概要》“序”。

（注10）本节所引沈苏儒的论述和观点，均见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不一一注释。

附作者简介：

魏秀堂，生于1940年，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后即开始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先后任多语种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后易名为《今日中国》）俄文翻译、中文编辑、记者、中文编辑部主任，对台宣传刊物《台声》总编辑，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总编室主任、朝鲜外文出版社中文改稿专家。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评聘为高级记者，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除写过大量对外报道稿件外，还有多种专著问世。在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一定建树。现任五洲传播出版社编审。

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

五洲传播出版社，北京海淀区莲花池东路北小马厂6号，邮编：100038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硕果累累。作为其中一个分支——对外传播理论的研究，也有了良好的开端，为继续发展打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两位对外宣传的老前辈、对外传播的实践家和理论家段连城和沈苏儒的几本著作的问世，更标志着我国的对外传播学已经走过了奠基和开创阶段。

相对于新闻传播理论的总体研究而言，对外传播学还没有引起国内学者们的普遍重视，相关的著作也少而又少。因此，段连城和沈苏儒的书，就弥足珍贵。本文介绍的是他们两人的著作，从中看到的是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初步成果，进而可以沿着他们的足迹，找到新的研究方向，从而促进中国特色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丰富和发展。

关键词：对外传播、外宣、理论研究

一、段连城为对外传播学奠基

曾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的著名编辑家、翻译家段连城同志离开我们已7年了，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因为他虽过早地走了，却把一部传世之作——《对外传播学初探》留给了后人。他为我国对外传播事业建立的理论丰碑，连同他对这一事业的其他贡献，还有他的高尚人品，都常让我们把他怀念。不久前，他的《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段连城和由他奠基的对外传播学，在对外传播界又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段连城（1926~1998），云南昆明人，1948年毕业于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49年回国参加工作，多年从事对外书刊的编辑、采写和翻译，并参与我国一些重要外事活动。1980年起，先后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局长。1985年离休后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交流专业兼职教授、南京大学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曾到全国30多个城市讲授对外传播学课程，并到美国10多所大学作报告，介绍中国情况和中国文化。他的《对外传播学初探》被公认为我国在对外传播的第一本学术性专著。他还曾担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国际翻译工作者联合会理事等职。是我国最早一批（仅一千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工者之一。当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时候必先提到段连城，甚至凡谈对外传播学必谈段连城，我以为是很自然的。

段连城主要在三个方面，为我国的外宣事业方下了汗马功劳。（注1）首先是在外宣实务。在几十年中，他在对外宣传工作中身体力行，既是翻译家，又是编辑家和著名记者，翻译和写作一直与他的生活相伴，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对外介绍中国的优秀作品，许多都可称为对外宣传的范本。其次是对外传播的理论建设。是他最早开始了系统的对外传播理论研究和探讨，可以说，正是他的著作使我国的对外传播也有了“学”——对外传播学。第三是在教书育人。即使以他离休之后，也还以饱满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向后来者传授对外介绍中国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诲人不倦，桃李满天下，为外宣队伍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以上这三个方面互为联系，都有大量事实为据，莫不为后人所称道。但是我以为，此三者中，意义最大、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他在对外传播理论建设方面的贡献，因为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的理论成果惠及我国整个对外传播事业，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益见其正确性、对现实工作的指导意义和可操作性。

读《对外传播学初探》，可以发现书中处处闪耀着理论创新的光辉。本书第一版为汉英合编本，成书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中国建设出版社出版。那时候，整体说来，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已经摆脱了“左”的桎梏，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和成绩。作为对外宣传的一位“老兵”，段连城同志由衷地欢呼，说这是“我国对外宣传的新阶段”。但是，建国后对外宣传的许多经验教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更没有使之提升到理论高度。正是他，凭着实事求是的理论勇气，从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出发，加上自己多年的丰富实践、理论思考和深入研究，推出了《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建设奠下了第一块基石”（注2）。正是因为有了这本书，我们才开始理直气壮地说，我国的对外传播也有了“学”。

是段连城同志，在书中第一次使用了“对外传播”这一概念，以别于“宣传”一词之贬意（指虚夸、粉饰等）的用法。他说：“对一般外国人，不宜使用‘对外宣传’。但这决不止是一个用词问题，而是一个根本出发点的问题。为了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对外传播工作者应该摒弃‘宣传心态’。”（注3）在整本书中，他多处使用“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 的提法，甚至把《How to Help Foreigners Know China》作为《对外传播学初探》汉英合编本的英文书名，足见在他看来这一提法是多么重要。当我们今天时常把这一提法挂在嘴边的时候，当我们回顾这些年来我国对外宣传工作如何不断改进并取得重大成效的时候，不能不想起这其中有他当年的着力倡导和开创性工作。

又是段连城同志，在书中首先提出了对外传播学的准确含义。他在书中所述对外传播的任务（“逐步树立一个不狂傲，不孤僻，理想远大而又脚踏实地，历史光荣而又前程无量，可亲可敬的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对外传播的主体（“从事口头或文字对外宣传的中国人”），对外传播的对象（“国外和海外公众”），对外传播的原则（ “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明白易懂或者说思想性、艺术性、针对性”），对外传播的技巧（内外有别，清晰易懂，生动活泼），书刊在对上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书刊在对外宣传中的作用不容低估”，“是个仍然可以大有可为的行业”），在对外传播中怎样做好翻译工作（提倡“尊重翻译”，“在对外传播事业中，翻译半边天”，又主张“一般对外解释性翻译”，“译者可以而且应该对原文加工”），关于地方对外宣传（“地方对外宣传的历史性兴起”及其意义、作用和方法），关于对外传播对象的研究（了解对象国的社会环境和人的态度、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等，构成了由他所首创的对外传播学的主要内容、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他的理论不仅对从事对外传播的领导筹划或具体工作的同志，还是对追随他的足迹从事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同志，都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在若干年之后，这本书也将是我国对外传播界一本必读的教科书。因为，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会有无穷的生命力。

正确的理论是用科学的方法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就来自于对新中国几十年对外宣传工作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几十年对外宣传实务的理论结晶。对他所做的对外宣传实际工作和领导工作，一向有口皆碑，他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在外国人中有着长时间的影响和好评。可以说，他的文章和讲话，正是他的理论的最好注脚。而且读者都会发现，即使在总结经验、阐释理论的时候，他的语言和文字也是那样地生动活泼、形象具体，没有丝毫的八股，或者官话套话。更可贵的是，他的理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读者可以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启发和帮助，进而走进对外传播工作的大门，或者进一步改进自己的工作。

赵启正同志在为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包括《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在内的“对外传播丛书”所作的“总序”中说：“我希望有几本浅显生动的基本读本，能讲明白对外宣传的重要性，讲明白与外国人对话的方式，讲明白外宣要注重效果。” （注4）在段连城逝世七年后，由他的老朋友、老同事现沈苏儒帮助补充增订的新版《对外传播学初探》，正是这样的“基本读本”。

比较第一版和增订版两个版本，可以发现，增订版虽然取消了英文部分，但实际内容却多了将近一倍的篇幅。新增内容全都是后来段连城同志关于对外传播的论著。新增的这些内容，使作者的理论更为丰满，体系更加完整，也更加提高了《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对进一步改进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二、对外报道的“基本教材”

2004年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沈苏儒著《对外传播教程》，是1990年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对外报道业务基础》的增订版。当年，朱穆之同志看到这本书的写作提纲后说：“对外宣传很需要这样的基本教材，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培养和提高对外宣传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会有很大的作用。”时任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的朱穆之还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中说：“我以非常喜悦的心情向大家推荐我的老朋友、老同事沈苏儒写的这本《对外报道业务基础》。”“作为一位中英文兼通、训练有素的新闻工作者，他从事新中国对外宝剑工作已四十年——采写、编辑、最后还有讲课。在职本书里，他为这条战线上较为年轻的工作者概括了他的经验和观点。”“沈苏儒在这本书中的论述是合乎历史发展的、有真知灼见的，又是清晰易懂的。” （注5）而现任外宣办主任的赵启正同志在看了这本书的增订版后则给作者写信说：“我发现这是我需要读的书。”

沈苏儒，浙江嘉兴人，生于1919年，1945年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后即开始从事新闻及外文编译工作，是受国务院表彰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和受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表彰的资深翻译家。历任英文《上海新闻》报社及多语种对外刊物《人民中国》编辑、《今日中国》（原《中国建设》）副总编辑。又曾任中国国际交流协会、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第一届理事，现任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专家委员会顾问。

沈苏儒可与段连城并称为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双擘。他和段连城一样，也对我国的对外宣传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而在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方面的建树影响尤为深远，特别是他增订后的《对外报道教程》一书。

这是一本指导对外报道业务的书。这里首先有一个概念问题：何谓“对外报道”？沈老说，我们用“对外传播”而不用习惯的称谓“对外宣传”，在学术层面上是因为“传播”可以涵盖“宣传”。而对外报道则是“所有涉外工作者都必须掌握和运用的一种基本功”。（注6）从事对外传播、对外宣传的专业工作者自不必说，其他行业譬如旅游业者要编写游览指南，外经贸业者要准备业务资讯，文化教育体育部门在国际交往中也要有介绍情况的材料，如此等等，这些工作都可以归属于对外报道的范畴。沈老又进一步解释说，对外报道是向国外提供信息并进行国际交流和配合国际斗争的重要手段。它的总目的是在国际上塑造本国的形象、维护其利益、宣扬其立场、散播其观念、介绍其真实情况，以争取外部世界尽可能多的人对本国的了解和友谊。可以说，对外报道是对外传播业务的主要部分。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对外报道有其特别的重要性。

赵启正同志在为五洲传播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对外传播丛书”所作的总序中说，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需要建立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都希望国际舆论对本国有利。一个国家的舆论环境好，在国际上被信任感高，就容易得到支持，在进行政治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乃至军事交流时就“成本”较低，而效果较好，这是公认的基本道理。而对中国来说，由于改革开放较晚，外国人对中国所知较少；由于西方交战思维的延续，对中国有许多误会乃至攻击；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脚步不断加大，当今，不仅中国需要外国，外国也需要中国，不仅需要中国的市场，也需要发展中的中国的各方面信息。所以，中国更需要建立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而建设有利于中国的舆论环境中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外国说明中国，向外国传播中国。（注7）

向外说明中国、传播中国，也就是对外报道中国，其对象是外国人以及生活在外国的华人、华侨和华裔。由于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主面的差异，对外报道在原则上，尤其是在技术上，同对内报道有所不同。《对外报道教程》所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些基本的原则和基本的方法、基本的技术。对外报道的特性、对外报道的选材与结构、对外报道的文辞与表述、对外报道的组稿与采访、对外报道的翻译工作与编译的关系、对外报道的图片工作等，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可以说，这是对外报道的“一本通”。

这样一部基本教材出自沈苏儒同志之手，绝非偶然。他学贯中西，精通中英两种文字和写作，毕生从事对外宣传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著译颇丰。在自己的后半生，看到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大提高，看到我国对外传播事业也揭开的新的一页，他在欣喜之余又想到，我国对外传播工作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还没有得到认真总结，还没有提升到理性认识，没有使之升华为理论，于是开始了对外宣传的理论研究。《对外报道业务基础》就是他致力于对外传播理论建设的第一项重大成果。

另外，改革开放以后，各对外宣传单位都加强了对业务人员的培养，中国外文局的干训班就是一个面向本单位和各地方外宣单位的培训基地。沈老不但在这里讲，还到全国各地传道授业，深受欢迎。《对外报道业务基础》就是在他的讲稿的基础上整理补充而成的。这本书出版后，确如朱穆之同志所希望的，对培养和提高对外宣传工作者的业务水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朱穆之同志论对外宣传的专著发表后，他曾以《良师、益友、园丁》为题发表评述，其实把这六个字送给沈老，也是再恰当不过的。

国际著名新闻工作者爱泼斯坦同志在向读者推荐这本书时说：“这本书的价值并未受到时间的影响，这是因为这位老新闻工作者的见地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他自己的长期实践，所以将会有助于使较年轻的对外报道工作者知道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注8）

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呢？

为了搞好对外报道工作，为了使读者明白和理解所报道的内容，自己就必须了解读者所在国的情况，也必须了解中国的情况，并且要使自己的认识跟上外国和中国的不断变化，这都需要学习和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又因为中国与外国读者之间存在由于历史、文化、语言不同而形成的“沟”，有时还有老的或新的人为造成的“沟”，必须在这些“沟”上架设桥梁。对外传播工作者最好的角色就是充当这样的桥梁。

应该做什么呢？

对外报道工作者不但要以增进国际了解为己任，还要善于增进国际了解。沈老说：“要使国际上同情和支持我们、要使各种对中国的歪曲和污蔑在国际上没有市场、要使各国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不断发展、要使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一切的前提就是了解。”这是多么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为此，沈老号召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优秀的对外报道工作者”，具体说来，要从五个方面努力：加深对工作和生活的热爱、锻炼新闻敏感、苦练基本功、扩大知识面、学习一种外语。

应该怎样做呢？

沈老在书给我们提出的答案，是“研究和掌握对外报道的客观规律”。要使我们的对外报道贴近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从内容到形式都为国外受众所喜闻乐见，并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取得效果，必须研究和掌握对外报道的特点、原则和规律。沈老的《对外报道教程》，就是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精神，以大量实例来说明和帮助大家认识和掌握对外报道的特点、原则和规律。学好这本书，应该是搞好对外报道的一条捷径。在这条战线上已经工作了半个多世纪如爱老者，还说在这本书里也能找到许多有益的提示和激励，更何况我们，特别是那些准备从事对外报道或走上这一岗位不久的年轻人呢？

所以应该说，《对外报道教程》是所有准备或已经从事对外报道的人的必读书。这些人不仅是专职的对外传播工作者，还有大批接待外宾、同外宾正式会谈或非正式会谈的官员、专家和其他工作人员，有招待络绎于途的外国旅游者的翻译、陪同，有日益众多的我国出国留学生或其他人员，等等。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队伍。

三、对外传播学的另一开创之作

如果说沈苏儒同志的《对外报道教程》用主要篇幅讲述具体外宣业务、比较偏重于实用的话，他的《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则侧重于理论研究，旨在帮助广大外宣干部从理论高度认识对外传播业务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系统地论述了对外传播的对象、特殊性、基本原则和怎样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这些都是对外传播学需要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沈老的这本理论专著称得上我国对外传播学的开创之作。

2004年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是15年前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对外传播学概要》的增订版。当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杨正泉同志对这本书作了十分精当的评价：“《对外传播学概要》最突出的特点是一部理论性专著，它就我们在对外传播（我国习惯于称作‘对外宣传’）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从整体和理论的高度作了比较系统的科学的概括和论述，既有对外传播学的普遍性，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和学术性。”（注9）它的增订版因为更突出了理论色彩，也便更提高了对对外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作者在其“前言”中这样说明出版增订版的目的：“现在，我国的外宣事业在经过了一段较快发展之后，面临着提高的问题。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光是‘知其然’，还不能完全适应需要，还必须‘知其所以然’。”（注10）他的尝试和努力，对我国对外传播学的开创和发展是十分有意义的。

每当谈到对外传播学的时候，沈老总是高度评价段连城同志所著《对外传播学初探》，说这是我国第一部对外传播学专著。但是实际上，是他们两人同时开始了对外传播理论的研究，共同开创了我国的对外传播学。就在《对外传播学初探》出版后仅一年，沈老的《对外报道业务基础》（增订版更名为《对外报道教程》）就问世了。又隔10年，沈老推出了《对外传播学概要》，今年出版了它的增订版，又进一步奠定了他与段连城同志一起作为我国对外传播学开创者的地位。

段连城同志首先使用了“对外传播”这一概念，写出了我国第一部对外传播学专著，而沈老的《对外传播学概要》及其增订版《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则最早界定了对外传播学的基本内容和科学含义，最早明确了对外传播学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最早提出了“为建设21世纪我国的对外传播学而努力”的方向。

沈老是这样论证的：先有了传播，而后才有了传播学；传播学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的学科，而对外传播学又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的新兴的分支；传播研究在西方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到40年代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而在我国，传播学的引进和研究则迟至80年代初才开始。1988年出版的段连城著《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使我国的对外传播有了“学”。对外传播学是专门研究以外国人为传播对象的传播学的分支。创建对外传播学，既有历史的原因，有现实的需要，也有一定的基础。

沈老认为，从学术层面上讲，“传播”可以涵盖“宣传”，或者说“宣传”也是一种“传播”；我国所习称的“对外宣传”，从整体上说，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播而不是被称为“宣传”的那种特殊的传播。所以，他和段连城一样，主张使用“对外传播”这一概念。但这又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问题，而是如何了解对外传播的对象、把握对外传播的特性和原则、改进对外传播的做法、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的问题。

《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

对国内的传播、对国外的传播，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性。我国对外传播的目的，是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立足点在国内，而效果在国外，在国外的广大受众之中。沈老的观点是，对外传播是跨国的、跨文化的、跨语言的传播，这一本质使对外传播具有与对内传播迥异的特殊性。因此，内外有别就成了对外传播始终如一的原则。这就是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  

对外传播必须符合国外的实际才能有效。这就需要进行学习和调查研究，了解国外的实际，了解对外传播的特定对象。简单地说，对外传播的对象是外国人，其中也包括海外华人。这是一个众多、复杂、多变而又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群体，不但要内外有别，还要外外有别。从事对外传播的人，不但要内知国情，还要外知世界。这不但是对外传播的特殊性，也是对外传播的困难之所在。沈老的书告诉我们，要做好让这些对象了解中国的工作，就要遵循“内外有别”、“了解第一”和“让事实说话”的对外传播的基本原则。

对外宣传在对象、目的、内容、方法和语言文字上都与对内宣传相区别。沈老反复强调内外有别，是因为这是对外宣传和对内宣传的区别和界限问题，是外宣工作中带根本性的问题。注意外宣与内宣的区别，逐步克服对外宣传中所存在的主观主义与盲目性，才能更好做到有的放矢，取得效果。

包括对外传播在内的一切国际交流的基础和首要任务就是增进外国对中国的了解。让外国人正确了解中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沈老指出，在这方面存的问题，是在我们的许多对外报道中，往往有许多事情必须提供背景或多做解释才能使外国人了解，而我们没有那样做；另外，有许多事情没有必要使外国人了解，外国人也没有兴趣去了解，而我们却强聒不舍或津津乐道。因此他希望大家记住和实行这样的原则：凡是需要外国受众知道的，一定要讲清楚，讲到他们能够懂得；凡是没有必要向外国受众报道或非常不容易使他们明白的，就干脆不要讲。

通过提供事实（“客观报道”）来达到传播的目的，就叫“让事实说话”。沈老说，这是对外传播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一种方法、一种技巧、一种艺术，是我国新闻事业优良传统的组成部分。这一原则在对外传播中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外国人只接受客观报道，他们认为传媒提供的只应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传媒本身的立场和观点。空洞的政治口号、抽象的政治概念决不可能让外国受众所接受。换言之，在对外传播上，最重要的是摆事实，至于如何判断，则由读者、听众自己从事实里得出来。沈老强调，只有掌握了让事实说话这一最实际、难度最大的原则，才算领悟了对外传播的精义，才能达到对外传播艺术的最高境界，

当然，也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

在沈老的这本书中，“对外传播的效果”是单列的一章。其中说，取得效果是我们对外传播的目的，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如何取得效果则是我们研究对外传播的核心。应该取得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的对外传播是为了增进各国人民对我国的了解和友谊、树立和维护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营造有利于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对外传播做到了这几点，就是取得了应有的效果。能否取得效果的关键，是如何使我们的传播内容和形式尽可能地同外国受众的价值体系、思维方式、认知结构协调一致。力求同受众保持“和谐”，努力做到与受众有感情上的交流，在传播内容上重视写人、写生活，尽可能具体而不抽象，则是取得应有效果的有效途径。

对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沈老是有着重大贡献的。他已是85岁的老人，但是在他的书中却可以处处感受到马克思主义主义者与时俱进的青春活力和求真务实的理论勇气。他虽然离休多年，但无时不心系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和理论研究。他在给赵启正同志的信中就满怀深情地说，他近几年来一直认为，要开创对外传播、对外宣传的新局面，必须十分重视和大力开展理论研究，同时要加强干部培训，建立一支素质好、水平高的专业队伍。在指导思想上，要改变过去把“外宣”单纯看作政治任务的观念，把对外传播、对外宣传作为一门学问、一种学术进行科学研究，列入哲学社会科学序列，建立全国性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以形成合力，并在整体上提高工作水平，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也为因应国际局势的各种可能发展（包括战争）在宣传战略和人才方面有所准备。他的这段话，字里行间渗透着老一代对外传播工作者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和政治意识。

他还在书中写下这样的话：“我们所要做的、能做的，是把接力棒交付给正准备龙腾虎路的后来人。”“希望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21世纪的对外传播的科学研究一定会在我国新一代传播学者和对外传播工作者的努力下发展起来。”

老一代在呼唤我们，时代在呼唤我们。除了沿着老一代的足迹奋力前行，还能有什么其它选择呢？

中央外宣办的领导对外宣理论的研究一向极为重视。在他们的倡导和支持下，外宣办所属五洲传播出版社正在实施编辑出版“对外传播丛书”的计划，上面提到的三本书，还有专供新闻发言人使用的《如何面对记者》，都包括在这套丛书中，并且都是在外宣办领导的倡导和支持之下才得以出版发行的。现在，外宣办领导又要求五洲传播出版社策划这套丛书的新一批选题，以继续汇集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成果，总结对外传播的实践经验，最终使之成为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一个宝库。

（2005年4月为“传媒产业化发展与传媒理论创新高峰论坛”而作）

（注1）“对外传播丛书”《对外传播学初探》320页，沈苏儒“增订版后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3月。

（注2）《对外传播学初探》，320页，沈苏儒“增订版后记”。

（注3）本文引用的段连城语，均见《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不一一注释。

（注4）赵启正，“对外传播丛书”总序，见丛书各分册。

（注5）沈苏儒《对外报道业务基础》“前言”、“后记”，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年。

（注6）本节所引沈苏儒有关对外传播理论方面的观点，均见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年版《对外报道教程》，不一一注释。

（注7）赵启正为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对外传播丛书”“总序”。

（注8）《对外报道教程》“序”，爱泼斯坦。

（注9）1999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对外传播学概要》“序”。

（注10）本节所引沈苏儒的论述和观点，均见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不一一注释。

附作者简介：

魏秀堂，生于1940年，196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专业后即开始从事对外宣传工作，先后任多语种的对外刊物《中国建设》（后易名为《今日中国》）俄文翻译、中文编辑、记者、中文编辑部主任，对台宣传刊物《台声》总编辑，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总编室主任、朝鲜外文出版社中文改稿专家。1992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被评聘为高级记者，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除写过大量对外报道稿件外，还有多种专著问世。在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一定建树。现任五洲传播出版社编审。

通讯地址和联系方式：

五洲传播出版社，北京海淀区莲花池东路北小马厂6号，邮编：10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