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搞新闻报道工作是半路出家。此前曾当过老师，写过小说。1985年11月，接到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县委的通知，到哈密地委宣传部新闻班学习，半个月后我便成了县广播站的一名记者。
　　谁知上班的第四天，就接到一个可怕的电话：我的在哈密师范学校上学的女儿遭到车祸。我和妻子连夜赶到哈密。妻子趴在我肩上，走一路哭一路。我强忍着悲痛，竭力劝她不要难过。到哈密医院时已是第二天凌晨6时，那是1985年11月30日。
　　天还不亮，妻子跌跌撞撞地来到抢救室，医生走过来说：“脑干损伤，脑室充血，需要手术。”妻子趴在床上像疯了一样，大哭起来，几名护士上前搀扶着她；我觉得“轰”地一声，眼前的血和泪变得模糊了，老师和同学把我扶出了抢救室……
　　我和妻子守护了20多天，孩子一直处于深昏迷。我心里还惦记着广播站的事，妻子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一天，她眼睛里挂着泪对我说：“你刚到广播站，还没给人家做一点事情，就‘跑’出来了，孩子还不知啥时能清醒，你还是回去吧，我在这里守着。”在医院20多天，妻子哭了20多天，看着她一天天消瘦的身体，我真不忍心说出“回去”二字。
　　回到广播站，我尽量控制着对女儿、对妻子感情的折磨，防止干扰我写作。但是，有时牙把嘴唇咬出了深坑，女儿的形象还是像电影一样在我的眼前跳跃。这时，我尽量要求我再忙些。局领导和同志们对我非常关心，经常安慰我，站长乔更受局里委托亲自到医院看望。有位领导说我，爱新闻事业爱得真挚，亲女儿生命垂危的时候还能写出稿子。
　　我想，爱的本质是给予、是奉献。每月能有几篇见报或播出的稿子，并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有所推动，那才叫无私的爱。
　　后来，在哈密驻乌鲁木齐办事处的帮助下，我女儿住进了自治区人民医院。我在乌鲁木齐住了半个月，病房里的方凳便成了我写稿的桌子，我用亲身的感受写了一篇“新风赞”。见报后，我拿着报纸给妻子：“你看，连你的名字也变成了铅字。”妻子苦笑着白了我一眼：“孩子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思写稿子！”我也说不出啥道理，我为什么对新闻报道这样痴情。我安慰她：“我写的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事呀，世上还是好人多。”妻子看着报纸又哭起来，她哽哽咽咽地说：“孩子是死是活到现在医生还肯定不下来，在这里多住一天，多拖累你一天。我们还是回去吧？回去你可以上班，再找一个人帮助我护理。如果在这里，回去你也不放心。”经过再三考虑我们回到了哈密。
　　3个月中，遭车祸的女儿一直在住医院，妻子一直在医院陪护她。妻子偶然回家，我就拿着见报剪样叫她看，有时打开录音机：“你听听，那是电台广播时我录的音，那成绩也有你的一半。”她听着电台播出的我的稿子，又破涕为笑，嗔怒地说：“去去去，你写稿子去吧！”
　　4个多月后，孩子清醒了，开始会慢慢地说话，妻子用电话告诉我，我惊奇地跳起来，奇迹，真是奇迹！顺着电话这根银丝又给我送来爱的力量。我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我热爱的新闻事业。
　　这一年，我被新疆日报社、新疆人民广播电台、哈密电台等新闻单位评为优秀通讯员。从此，在笔耕的道路上一走就是20年。
　　退休后，我仍然不愿意离开笔耕天地、记者生涯，我把采访、写稿当作人生的一大乐趣，社会的一种责任感。受聘哈密报社后，我把全身心的精力投入到采访写稿中。我常常深入基层“找米下锅”，白天采访，晚上和早晨写作，把最基层鲜活的稿件奉献给读者。最多时1个月见报稿达31篇。我把自己的这种精神叫做“不待扬鞭自奋蹄”。
　　有人说，退休后就是应该享受了，我却说，采访写稿的本身也是一种享受。只要你热爱它，苦也是乐，爱就是甜。爱能产生力量，爱能使人义无返顾；爱是一种责任，爱也是一种奉献。这可能就是我对新闻事业执著追求的原因吧！